走，咱們上街去！

        「媽咪，這個禮拜五我們學校想罷課的學生都可以罷課喔，去城裡集會抗議政府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得不夠。」

        「有多少人會去？」

        「大部分會去！」

        「大家對氣候變化這麼關切啊？」

        「哪裡啦，其實就是放假玩一天啊！抗議只用一個小時，他們已經約好了之後在城裡吃館子、逛商店。」

        結果抗議那天，此一北美大城市的交通尖峰時段，全城大堵車，讓許多上班的人都遲到了。在城裡看到一群群舉著塑膠飲料杯、提著購物袋的中學生閒逛。

        青少年對公共事務的熱忱和智識相稱嗎？全球化的世界越來越複雜，未成熟的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，是有利於他們走出自我中心、關心天下事，還是成了成人操控製造出的新票倉？或淪為被成人用來做公關的廉價工具？

        百多年前，許多民主制國家享有投票權的最低年齡是25歲，這個下限一路降到 18歲，現在有些國家還想降到16歲。但反對者質疑16歲是否有能力為重大議題負責任地投票。2016年 6月英國公投決定脫歐，很多選民投票後才去網上搜索「脫歐」、甚至「歐盟」是甚麼意思。成人對社會公共事務尚且如此無知，青少年能夠參與國家社會的重大決定嗎？

如何做出負責任的決定？

        青少年往往比成年人更有強烈的正義感，特別具有行動力，他們的優勢在當今資訊社會尤其突出；同時，他們閱歷未深，看問題易形成表面和片面的結論，尤其在複雜事務上極易被人左右和利用。

        「那些積極抗議全球氣候變化的同學，生活中其實很不環保。可是為保護地球做出努力，也是對的呀！」孩子雖然對同學一窩蜂跑去城裡，藉抗議之名遊玩一天嗤之以鼻，但不太明白其中的癥結。

        「因為媒體和政府已經成功使你們相信『全球氣候變化已造成嚴重危機』，這種宣傳背後有很大的政治利益，尤其許多能源公司和媒體集團因此有鉅利可圖。當妳聽人宣傳甚麼時，首先需要搞清楚他們的背景和動機。」

        我鼓勵孩子自己去研究一下。她到網上逛了逛，不消半小時，就找到許多報導說這場運動被操縱的成分很大，使用了61%假數據，分析方法根本經不起推敲，實際上許多世界級的科學家認為這種操縱宣傳是在給科學抹黑。

        當瑞典網紅氣候明星桑伯格（Greta Thunberg）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同一天，500位知名科學家聯名簽署一封公開信給聯合國，指責造勢者使用的分析模型非常不成熟，聲明全球氣候並未進入緊急狀態，各國政府不應斥資數以萬億的資金，在沒有科學依據的結論上。而這些推動全球氣候緊急狀態的造勢行動，已對許多國家經濟體造成嚴重傷害，結果最貧困的人群成了這場運動最大的受害者，而對環境最不負責的國家，卻沒受到國際公約的相應制裁。

        「這樣不顧後果地造假，真讓人生氣！」

        「所以，搞清楚複雜議題的全貌並沒那麼難喔，只要妳願意去研究。」我給孩子一個讚。

        「為甚麼那麼多人不知道這些不同意見呢？」

        「因為他們未經思考就盲目相信了媒體塞給他們的東西，以後也只相信符合這套信念的資訊呀！光看表面文章的話，就會以為只要支持減少碳排放就是為全人類負責的做法。其實你們做研究的能力不輸成年人，如果帶著問題去獨立思考、研究，認真用自己的價值觀衡量，就會發現公開宣傳背後的目的。」

        「嗯，我修過『明辨性思維課』，套在這個實例上，果真活學活用。要不是剛才自己做了研究，哪裡會知道這些漣漪效應啊！」

我行動，因我在乎！

        適逢2019年加拿大聯邦大選，我對幾個重要選舉議題特別在乎，就作了助選團隊的義工，希望我支持的候選人能被選上，為民服務。

        孩子起初驚訝我有膽量跳出舒適區。她知道我很不善於跟陌生人講話，更別說要向陌生人宣傳甚麼。可是為了利用每天天黑前最佳時段逐家拜訪鄰居，我常常沒吃晚飯就跑出門，用最費力的辦法，靠雙腳走訪社區裡的每一戶人家。一個月走了好幾趟馬拉松的距離，風雨無阻，與上千家鄰居說上了話，向他們介紹被主流封殺，卻最符合加拿大傳統價值觀的候選政黨。

        每天回到家，孩子自然會問起：「今天又有甚麼奇遇啊？」

        「今天有幸當了一回『納粹』！我敲開一戶人家，男主人一見我手中小冊子上政黨的名字，馬上奚落我：『哦，我知道你們，都是納粹！』我愣了一下，沒覺得怕，只覺好笑：這男子的成見之大，連我這麼文文弱弱的女生都要扣上納粹頭銜？

        於是我很溫和地跟他說：『這正是我走家串戶的原因。我覺得咱們的國家現在變得無法面對、容納不同意見。你要是願意了解一下我介紹的政黨，等咱們聊完了，你再決定要不要給我戴『納粹』的帽子，好嗎？』男主人一下子笑了，大概覺得我不像納粹那麼可怕吧。他聽我講著，後來開始點 頭 ， 最 後 說 ：『這個政黨有點道理。』」

        『哇，妳這個突破有點大啊！當時妳真的不怕嗎？」

        「原本以為會怕，但當我真的站在人家門前時，用誠摯的態度說出自己預備得很充分的真材實料，並且讓對方感覺到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訴求，就不怕了。像這種難堪的場面碰到過好幾次，但我發現大部分鄰居喜歡這種上門的對話，因為他們對主流很失望。有一次談完，那家主人說：『妳是惟一為了選舉上門跟我深談的，謝謝你們這麼在乎我的想法！』」

        後來我還在家中辦了兩次社區民眾與聯邦議員候選人的見面會，也邀請了幾位青少年來。這些青少年有機會跟候選人零距離對話，非常興奮，他們還提出很好的問題，與候選人交流的過程使他們切身體驗到：這就是參與！

更重要的問題

        看來家長身體力行、讓孩子耳濡目染，最能幫助孩子成長了。後來孩子的高中也搞了一次模擬聯邦大選，孩子發現整天聽我講選戰各方的立場、矛盾、光明和不光明的種種手段，潛移默化地已經懂了很多，於是同學紛紛來請教怎麼投票。

        孩子跟同學說：「那要看你在選舉中最在乎甚麼了！對於外界的宣傳，要自己想想：你被屏蔽了甚麼？有無偏頗？有沒有道理？」本來同學以為只要把票丟進票箱就好了，這下都自己跑到網上去查資訊了，認真對待自己手中一票：我到底該支持甚麼？在支持甚麼？

        通過這次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經歷後，我和孩子經常有機會一起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：為甚麼幫助貧窮的人，更重要的是「給他們『魚竿』而不是直接給他們『魚』」？如何看待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機制？政府該多管些事情，還是放手少管？政府負債和個人負債一樣不好嗎？

        比起爭論最低投票年齡該設為幾歲，社會更需要做的，難道不是幫助青少年在觀察、思考、判斷世事的能力上成長？

        而家長若想正確引導青少年，是否當先省察：我們自己懂得獨立思考、判斷嗎？